伊朗
被消滅的帝國，被出賣的主權，被低估的革命，被詛咒的石油，以及今日的－－伊朗。
William Roe Polk 著 / 林佑柔 譯
想想最近看的幾本書「美國世紀的終結」、「我必須獨自赴約」、「伊朗」，那天還去查了蓋達組織的由來，有點怕會不會哪天被美國拒絕入境(?)
想看這本書的緣由就是看了「我必須獨自赴約」之後覺得當前中東的問題很大一部分源於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世界的不了解，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反而扶植了親伊朗的什葉派政權，直接促成了 ISIS 建立，也讓美國的敵人伊朗的手伸進了伊拉克。2020 一月三日美國刺殺蘇萊曼尼的行動正是發生在伊拉克巴格達。看到這邊我不禁疑惑，如今緊張的美國-伊朗關係是否也是這種不夠了解的產物呢？
這本書原名是 “Understanding Iran” 下得很有野心，但內容其實是在介紹伊朗這塊土地從前歷史時代一直到 2009 年的歷史。其中有超過一半的篇幅在介紹二十世紀後局勢變動以及伊朗與美國間的關係。作者曾任哈佛與芝加哥大學教授，在甘迺迪時期參與國務院的運作，主要負責中東與北非政策，也與最後一任國王有政治往來以及私人友誼。然而就如同導讀中提到的，作者不免有”以西方觀點解讀政治局勢”的偏向，並且在某些議題上著墨不夠深入。我看完自己的感覺是作者的確有些事件—例如 1979 年的革命—只提到了較高層級的原因，且對於革命後一般民眾的態度解釋的不夠多，不過我認為對於一本通史類的書還要求更多未免得寸進尺了。
回到最初美國-伊朗關係是否是由不了解造成的，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在 20 世紀中期美國幾次在不夠理解伊朗的狀況下用不負責的方式干預了伊朗的局勢，其中最嚴重的非 1953 年推翻摩薩台政府的政變莫屬。這也是美伊關係的轉捩點。而對如何減輕兩國之間的對立，我認為作者的方法跟奈伊在「美國世紀的終結」的觀點很類似，美國必須要正視它在全球地位的轉變並放棄大幅損害他國利益的干預手法，並且試著站在不同民族與宗教的立場理解這些”非西方國家”的思考模式。這方面的細節容後再說。
不得不說看這本書的前半段—近代前的伊朗歷史—還蠻痛苦的，除了跟我有興趣的主題無關以外還有一堆朝代更迭以及宗教演變。現在回頭想想有一種想知道共產中國的歷史卻找來了一本簡要中國史，從唐堯虞舜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隋棠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一路看下來的感覺。看完了也忘得差不多了🤣前半段唯一還記得的東西就是什葉派的由來了！
伊朗特色的伊斯蘭教
台灣人對什葉派最大的了解可能是：
- 他們人數比較少
- 什葉派比較激進
- 跟遜尼的差別是什葉認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有權力繼承哈里發的位置，而遜尼希望由選舉產生。
關於什葉跟遜尼分裂的來源已經被講到爛了，而這本書從信仰的”內容”來探討什葉派，或者說伊朗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不同，提供了另一個觀點來看兩個派別的差異來源。西元六三五年的時候波斯的薩珊王朝被入侵的阿拉伯人擊敗，阿拉伯統治了廣大的波斯帝國，而什葉教就是由這兩個民族的融合而產生的。
波斯傳統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祆教)與伊斯蘭教都是一神宗教。然而伊斯蘭教可以允許他們的追隨者是 “被容忍且接受保護的外人”。這個社群不用服兵役或是勞動，只要支付較穆斯林高一點點的稅金，不要反抗並遵守穆斯林規範就能獲得更多自由來實踐信仰。然而這樣一來反而讓更多的波斯人主動轉信伊斯蘭教，而這些波斯穆斯林卻又繼承了部分瑣羅亞斯德教的行為。這兩個宗教本來就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都需要禱告五次、信仰善惡二神論、透過宗教律法規範社會行為並相信末日救贖。這種「波斯特色的伊斯蘭教」最終演變成了伊朗的什葉派。
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曾為了信仰引導民眾進行大規模示威，並運用悼歌、公開示威以及為祭司流淚來達到目的。而波斯人也在阿里去世後的一連串事件中發現這個主題：阿里的兒子胡笙在對抗阿拉伯軍隊中死亡，成為了什葉派殉道者的典範。什葉派的一個宣教方式就是表揚烈士或殉道者、激發信徒的情緒、激起內心深刻的愧疚並為了償還罪孽而自殘。時至今日這種自殘的遊行仍然是什葉社會中的活動。
而傳統上什葉派的宗教領導人，稱作烏里瑪，與國家的世俗領導人並存且相互制衡。傳統的什葉派教義認為若烏里瑪兼任統治者則會有腐化的問題。因此有軍權的君王與擁有信仰的烏里瑪需要彼此合作。烏里瑪也可以作為人民與統治者間的緩衝並擁有部分政府的功能，例如定義與管理法律、提供教育等等。
在這本書的開頭作者提到，要了解一個國家絕對不能只以 “利益” 的角度出發。這也是廣被美國軍方使用的 “兵棋推演” 與現實最大的差異。如同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內提到的，無法帶入對方的價值觀就絕對無法理解對方的行為。而什葉派這些令人頭昏腦脹的宗教內容是要聊伊朗現代史不可或缺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十九世紀末這片西亞中心發生的事吧！
列強干預與老國王的崛起
前面的宋元明清我們就不提了，故事從 1896 年卡扎爾王朝第五任國王莫札法爾丁繼承王位開始說起，國王因為健康狀況不佳需要伊朗無法提供的醫療照護，他需要錢，在兩度向俄羅斯貸款之後引起人民不滿。經過多次示威，最終在 1906 年國王被迫批准設立憲法國會。新國會通過否決政府向國外借貸的權利讓需要用錢的國王感到不安，嘗試透過賄絡與強求來影響議員。隔年一月國王因心臟病發去世，即位的兒子轟炸國會並綁走總理，還帶走兩個領導階層的高階宗教長老，甚至焚燒了國會大樓。議員們決定向外求助，在不信任英國與俄國的狀況下他們轉向美國，聘請 William Shuster 負責將國家財政制度化，但他惹到了英國與俄羅斯在伊朗的利益。最終導致俄羅斯派遣了一萬兩千人的軍隊前往德黑蘭關閉國會運作並要求解僱 Shuster。
俄羅斯跟英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中亞的爭奪權力，吵了數十年的兩大強權在 1907 年達成了巧妙的平衡，俄羅斯獲得北伊朗—農業上最富庶的土地，而英國得到貧脊的南伊朗—守住了由地中海通往印度的通道。事情的轉機出現在一次世紀大戰，沙皇政權解體之後俄共退出伊朗，但此時的伊朗內部混亂到幾乎是無政府狀態，大多數的地區陷入叛亂，有約四分之一的國民死亡。脆弱的伊朗成為大英帝國眼中的肥羊，他們打算把伊朗變成英國的附庸，建立起連接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印度，緬甸一直到新加坡的堡壘。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禮薩。巴列維挺身而出，成為伊朗人迫切需要的救世主。軍人起家的他靠著俄羅斯留下的哥薩克騎兵周旋在英俄兩國之間並統一了伊朗。老巴列維以烏里瑪反對為理由放棄共和而採用了君主體制建立了巴列維王朝，但在其他制度上試圖削弱宗教的權力，他破壞烏里瑪的教育壟斷，建立德黑蘭大學，引進西方的世俗法庭並透過軍隊徵兵訓練人民穿上現代服裝並使用新時代的技能，毫無疑問老巴列維是一位偉大的改革者，伊朗現代化的推手。然而在二戰時他試圖讓伊朗保持中立，得罪了英俄兩國，在1941年英國進軍伊朗的威脅下不得不退位流亡到南非。
民主化的希望與石油問題
老巴列維的兒子小巴列維繼位卻沈迷聲色犬馬，1943 年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堅持邱吉爾與史達林必須要承認伊朗主權並由美國給予伊朗各方面的協助——美國政府第一次干預伊朗事務，從各方面來說都是良性的——羅斯福總統考慮「看看我們可以用無私的美國政策為伊朗做些什麼」，讓伊朗成為經濟與技術援助改變一個落後國家的範本。在這個民主的氛圍之下文章與書籍的數量激增，伊朗人終於有機會擁有正常運作的政府與國會了。在二次大戰期間政治家摩薩台說服國會通過了未經批准不得給予外國人優惠的法律，以此威脅蘇聯放棄對伊朗干預，而在之後卻又給了蘇聯一記回馬槍，否決了蘇聯在伊朗的石油利益。
接下來的事件可以說是伊朗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轉捩點，也是美伊關係生變的源頭。事情的起因是伊朗與英國的石油利益，1936 年英國透過英伊公司與老巴列維的合約敲定了英國有開發將近 2/3 伊朗土地中石油的權利，並且只要支付 16% 的利潤給伊朗。開始在此之後幾十年英國透過英伊石油公司自伊朗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別是二戰後英國陷入財政泥沼，迫切的需要伊朗石油這台印鈔機，然而石油除了是伊朗國家發展計畫的重點外更有國家主權的象徵性意義。石油生產中心飄揚的英國旗幟提醒著伊朗人英國過去的壓迫，而就算到了這個時代，伊朗人在英國掌控的石油產業中仍然被視為次等公民。同時間外國的例子，美國人在同時間與沙烏地阿拉伯合作的美阿石油公司對半分享利潤更挑動了伊朗人心中的不滿。摩薩台政府想要將石油公司國有化以解決這個問題，英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他們的反應是將軍隊轉移到近東基地，隨時準備登陸伊朗以確保煉油廠。美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試著調停兩國間的衝突，美國代表與摩薩台經過超過七十五小時的討論後敲定協議，英國讓石油公司國有化，伊朗保證讓英國以一桶一美元初頭的價格購買石油十五年。然而就算美國與國際法院都同意伊朗擁有將石油公司國有化的權利英國仍然否定這個選項。根據國際法若有美國與國際法院強力的背書伊朗可以強制執行，但顯然美國認為不值得為了這件事損害英美關係。即便英國的經濟制裁與軍事圍堵讓伊朗人民生活陷入困難，但國內高漲的反英國情緒支持著摩薩台政府，事情陷入了僵局。
英國在此時想出了一個十分聰明、陰險、奸詐、不要臉卻又有用的做法。想要入侵一個國家卻又找不到冠冕堂皇？只要宣稱他們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好，而 1950 年代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什麼呢？MI6 的中東官員說服艾森豪政府的國務卿讓他相信伊朗即將落入蘇聯的懷抱，進而在 1953 年由英美在伊朗發動政變推翻了摩薩台政府。英國人後來承認「我們不希望被指責為試圖利用美國來處理英國的燙手山芋，因此我決定強調共產對伊朗的威脅，而非強調英國需要重新控制石油工業」，美方負責處理此事的人員事後針對這場政變寫道「（這場政變）是在讓摩薩台政府放棄所有將石油公司國有化的行動都失敗之後產生的。英國的動機就是恢復在伊朗的石油利益」
1953 年政變最大的問題是扼殺了伊朗民主化的希望，破壞了穩健派的政治力量。權力回到國王手中助長獨裁政府，為之後的極端份子開闢道路。塑造了國王是美國人的木偶的形象，也引起了持續至今伊朗人反美的情緒。
至於政變之後英國是否得到他們想要的呢？新政府雖然支持英國在石油議題上的立場，但卻還是將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委託由外國石油公司組成的財團營運，而英國人佔有此財團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諷刺的是這與政變之前摩薩台政府的提議並沒有根本上的不同。（我心裡響起了聲音「他們總是天真的認為把海珊趕下台問題就都會解決了」）。
受美國支持的小巴列維
繼位的小巴列維個性比較軟弱且優柔寡斷——或許與成長過程中老國王的強勢與暴虐有關——因此為了掩飾這樣的個性以及名不正言不順的權利，他試圖訴諸恐懼的力量並消滅所有反對派。他建立了伊朗秘密警察薩瓦克追殺摩薩台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宗教組織烏里瑪；甚至派出傘兵進入宗教學校攻擊學生，並將出面指責政府的何梅尼流放到伊拉克。小巴列維希望將伊朗變成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權，而要達成這個目標有經濟以及軍事兩個重點。他開啟大規模的計劃經濟帶來的驚人的成長率並送出留學生學習西方國家的技術，但經濟改革的步調過快，從中獲利的大部分是可以增加國家財富的「現代」國民而非社會底層的「傳統」國民。過熱經濟導致的通貨膨脹讓伊朗陷入了經濟危機，政府官員建議讓伊朗通貨緊縮一段時間但未被國王採納。而國王的另外一個目標就是軍事擴張，國王熱愛軍事技術到甚至出現了一個笑話「有人透過色情雜誌尋求刺激，而國王透過在軍用飛機上閱讀工業國防手冊得到刺激」。國王將他父親的軍隊擴展十倍到四十萬人，並花費大量金錢向美國購買軍備。美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分為兩派，一邊認為與其花費巨額在用不到的武器上(要知道國王當時的威脅—蘇聯可是連美國都只能與其打平的對手)，不如關注人民實際的需要。而另一派則認為伊朗大量軍購可以提高美國軍工業的利潤，最終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季辛吉明確指示讓要讓國王得到一切他想要的東西，甚至包含核武相關技術與設備(顯然美國在接下來的年代為此付出了苦果)。
國王長久以來的錯誤施政最終將絕望的人民推向了一個不屬於國王的重要國家機構—宗教集團。從 1978 年初的一連串事件最終造成了 1979 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並建立了如今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事件的起因是國王煽動媒體攻擊流亡在外但深得民心的何梅尼，造成了以學生為主的示威活動並與警方起衝突產生死傷。還記得前面提到過什葉派悼念殉道者的傳統嗎？這種悼念儀式往往在死者過世四十天後開始，而劇烈的悼念儀式中又與軍警衝突造成更多死傷，事情如滾雪球般越演越烈。國王優柔寡斷的個性加劇了這個問題，他可能在今天宣布要強力鎮壓叛亂，但又在隔天說他永遠不會用軍隊對付人民；可以在今天任命強硬的軍人總理，又在隔天將他免職。今天談到要邀請何梅尼進入政府，又在隔天考慮暗殺他。除此之外他也向美國尋求援助，希望美國幫助他保住王位。
美國人不想捲入這場風暴，卡特總統公開表示「美國並沒有意圖或試圖干涉伊朗內部的政治事務，我們希望國王可以留在政府內，但這要留給伊朗人民決定」。與此同時大量的美國人開始找理由離開伊朗。國王引以為傲的軍隊幾乎瓦解，軍人放下武器加入示威。別無選擇的國王最終在 1979 年初離開伊朗。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小巴列維在倉皇地逃離伊朗之前任命了親摩薩台且多次因批評國王而入獄的總理，雖然他擁有足夠的資歷並以自由民主為宗旨卻無力控制革命後的一片混亂。伊朗人對於「自由民主」的概念早在英美發動政變時就消失殆盡。宗教領袖何梅尼在兩星期後回到伊朗，估計約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伊朗人前往迎接他。何梅尼在流亡國外時就主張應該建立以什葉派教義為根本的伊斯蘭政府，並且以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也就是何梅尼本人——為最高權威。然而就算是何梅尼也不能完全控制當時失控的狀況，或是他可能根本不想控制。當時失控的狀況讓何梅尼認知到他需要一隻私人武力對抗政府以及當下的各種私人軍隊，於是他見了了一支安全部隊——後來的伊朗革命衛隊，也就是被川普宣布成恐怖份子的那支軍隊。
革命成功之後烏里瑪建立了革命法庭，在革命後不到一個月處死了所有陸軍的高級軍官，他們往往面臨毫無證據又模糊的指控，但是誰在乎呢？革命法庭的法官裁定只要是擔任前政府的任何職位就是足夠的罪行，有許多人甚至只是跟鄰居、對手起了衝突而已。在這個類似白色恐怖的時期，約有兩萬四千人被處死。何梅尼雖然偶而試著將革命法庭導上正軌，但更多時間是鼓勵他們追殺自己的政敵。他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清除阻礙他統治的舊時代政府機構。伊朗人同時也在起草新憲法，而最高領袖何梅尼給的指示非常簡單，新憲法必須要是百分之百的伊斯蘭憲法，當委員會嘗試限縮宗教領袖的權利時何梅尼大發雷霆表示「在神權國家之中統治的權力來自於神，並非由你們這些委員可以決定的」，當時總理試圖強調這與什葉派伊斯蘭的精神不符，什葉派傳統相信烏里瑪不能夠直接擔任政治領袖否則會被政治權力腐化。對此何梅尼的回應是「伊斯蘭教就是政治」。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何梅尼也並非完全依照伊斯蘭教義來建立政府，而更多的是遵照他自己的利益。這點還可以從他之後對幾個批評他的大阿亞圖拉下手看出來。在何梅尼離世之後伊朗甚至沒有第二個夠格的大阿亞圖拉來接任宗教領袖這個位置。而狡猾的何梅尼在憲法的公投中給出的選項是要有憲法或是不要有憲法，人民並沒有選擇憲法內容的權力，而害怕君主復辟的伊朗人民只能同意這個他們不一定想要的憲法。這樣的統治手段難道不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嗎？當然不是如此，這幾年之間甚至出現了針對伊斯蘭政府的恐怖攻擊，還曾經用炸彈炸死了幾乎整個內閣。然而人民無法發起有組織的示威活動，面對暴虐的君主政府人民靠向宗教團體尋求組織，但當宗教團體自身成為了必須打到的怪獸，而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君王體制早就被趕走，散落各處的抗議火苗最終一個又一個地被撲滅了。
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
革命後反美的情緒在伊朗高漲，特別是此時的總理展開了與美方的對話，加上美國基於人道理由讓需要接受癌症治療的小巴列維入境，這兩件事情喚起了伊朗人心中恐懼，他們相信美國絕對正在策劃另一次的政變。因此在 1979 年十一月，國王下台後僅僅十一個月就發生了學生闖入美國大使館並且挾持使館官員的事件。負責防守使館的海軍陸戰隊只有象徵性地抵抗了一下，仔細想想面對數百倍於他們的抗議民眾，海軍陸戰隊很難真正做點什麼。綜觀古今歷史外交使節往往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但在這次事件中他們面對的是未經社會洗禮的學生，我相信學生的理想以及衝動的確比較容易讓他們忽略現實的慣例或者限制。伊朗政府試圖與美國協商，要求美國道歉並且讓聯合國介入調查美國對伊朗的干預，然而就在達成協議前夕何梅尼將其否決，之後伊朗政府又提出引渡當時在巴拿馬的國王至伊朗接受審判的要求，但國王得知此事之後就躲到埃及去。在諸多嘗試都失敗的狀況下時任總理的巴尼薩德爾放棄這個人質危機，之後在 1981 年六月被迫辭職流亡到巴黎。而上面提到的幾乎炸死整個內閣的恐怖攻擊以及之後的抗議活動就是由這位流亡總理發起的。順帶一提總理目前還活著，在法國接受庇護，出入皆有警察保護。
整個人質事件最終如何落幕呢？雖然沒有完美的證明，但有一些證據顯示除了美國政府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團隊在與伊朗協商，而其中有接任的美國總統雷根當時的競選團隊。要與卡特競逐總統大位的雷根最害怕的就是在選舉前出現人質釋放這類卡特政府的巨大成功，而對於伊朗而言他們必須要擺脫美國因為人質事件而設立的經濟制裁，同時還要需要武器應付在 1980 年九月由伊拉克發動的兩伊戰爭。相比於接納小巴列維入境的卡特，伊朗人顯然更喜歡雷根。而參與協議的第三方就是想要將軍火輸入伊朗獲利的以色列。事件的結果就是在 1981 年雷根總統宣誓就職前五分鐘伊朗釋放了所有美國人質，而之後大量的軍火經由以色列進入了伊朗。
兩伊戰爭
伊朗的鄰居伊拉克國內最大的宗教就是佔超過一半宗教人口的什葉派，然而統治的海珊政權本身卻是遜尼派的。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海珊害怕伊拉克內的什葉派穆斯林也跟隨伊朗人的腳步發起革命因此在 1980 年九月率先攻擊伊朗。對於伊朗來說兩伊戰爭非常的慘烈，國王耗費巨資養的軍隊在革命中支離破碎，有許多飛行員甚至是從監獄離開直接進入駕駛座，有些甚至原本還是在等待死刑。面對伊拉克先進的軍事武器，伊朗只能靠著比伊拉克多三倍的人口採取韓戰中中共用人海戰術的方式拖住伊拉克的腳步。而另一方面，什葉派悼念死者並以殉道為榮的信仰大大助長了他們的士氣。
兩伊戰爭也是可以見到大量外國干預的地方。中國資助伊朗裝備，法國資助伊拉克，而美國跟俄羅斯兩方都賣武器。美國在1986年提供地圖資料給伊朗，又在兩年後將這個資料給了伊拉克。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甚至由內而外親自參與了戰爭。美國不但資助了伊朗國內的異議組織，還在戰爭末期伊朗可能有機會獲勝時導向了伊拉克，美國海軍封鎖了波斯灣甚至殲滅了一半的伊朗海軍。還誤擊了伊朗航空的民用客機導致接近三百人死亡。伊朗人討厭美國的原因不言自明。
後何梅尼時代的伊朗
何梅尼死了，戰爭結束了，殘破的伊朗社會開始緩慢的修復過程。執政黨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讓很大一部分人民脫離貧窮。然而快速的經濟發展也助長了政治人士的貪腐，穩健派的日益的腐敗讓人民失望而在 2005 年轉而支持推動加強宗教控制的總統。更導致了 2009 年的總統大選舞弊爭議。雖然最終票數與 BBC 在事前的民調差不多，尋求連任的總統以約 2:1 的票數比例擊敗了穩健派，然而選舉過程中部分有爭議的程序——雖然並沒有跡象表示有可能影響結果的大規模舞弊——使得穩健派支持者上街抗爭。穩健派支持者大多數是較富裕、有從革命中獲得好處的階級，而政府支持者則是較貧困的階級。這種貧富差距造成的族群分裂勢必會影響伊朗未來的政治走向。想想伊朗 2009 的選舉跟美國 2020 總統大選有87％ 像，美國真的太落後了啦（？）
2000 年後伊朗與美國的關係
前面已經講過了這麼多伊朗跟美國之間的糾葛，我們可以想見伊朗人自然不會對美國人有什麼好臉色。在老布希與柯林頓任期內美國更多在關注伊拉克而非伊朗雖然一度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但在柯林頓政府末期美國取消了制裁並舉行了部長級的會議。然而與此同時一個主要由極右派份子以及以色列猶太人組成的新保守主義組織崛起他們相信美國必須要維持在世界上的權力，並在小布希上任之後大幅的影響了對伊朗的政策。兩方談話的機會再度被扼殺，布希政府期望用威脅與制裁的方式逼迫伊朗放棄核計劃，小布希做了什麼呢？部署超過一半的美國海軍在伊朗周圍，用數以百計的導彈瞄準伊朗的核設施、工廠、都市，在兵推中把伊朗當作假想敵，伊朗周圍的美國軍事基地戰機隨時做好起飛的準備等等，我想身為台灣人必然很熟悉這些行為，也很清楚這些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而美國國會甚至比政府還要好戰，民主黨議員為了避免被批評為軟弱更大力主張制裁與封鎖伊朗。以色列在這個議題上更是不遑多讓。
伊朗與美國最大的問題源於伊朗堅持發展核武器，而我想看過了上一個段落的描述，台灣人應該不難理解伊朗人的想法吧。發展核武器並非是想要使用它，核武器在談判桌的意義上大於其真正的軍事用途。看看這個世界上擁有核武的國家，印度秘密的擁有核武之後美國接納其為核武俱樂部的一員，北韓非但沒有被攻擊反而得到了援助計劃。而在看看沒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在美軍的攻擊下灰飛煙滅，政府失去作用，領導人被吊死，人民生活在分裂之中。看著這些前例，伊朗人似乎只是做了理智的人會做的選擇而已。
伊朗與美國的未來
美國目前評估國際局勢變化有兩種方法，第一種就是由數學家從德國的兵棋遊戲轉化而來的戰爭遊戲，戰爭遊戲假設兩方的行為都會由潛在的資產負債表所限制，雙方所要的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這跟真實世界最大的差距在於沒有人有辦法評估其他人的資產負債表。行為經濟學已經多次證明了在加入個人情感因素之後人們會做出很多不「理性」的決策。而政府中每個人的利益並不一定跟整個政府的利益相同，政府的利益也不一定跟國家的利益相同，在這樣的狀況下戰爭遊戲怎麼可能可以準確的評估可能發生的狀況呢？作者提到了在古巴事件之後美國曾經就此舉行戰爭遊戲，而遊戲中俄羅斯方在獲知美方已經消滅了一個俄羅斯城市之後並沒有決定放棄而是發動全面的核子攻擊，企圖讓美國喪失反擊的能力。而這與過去一直堅持的威懾理論不相符，也與在古巴真正發生的事情不同。作者參與的俄方給出的理由是站在「政府」角度不還手的政府絕對會因為違反民意而喪失政治利益，而這正是戰爭遊戲不能代表現實的一個例子。
第二個評估國際局勢的方式被稱為國家情勢評估，透過大量搜集目標國家的「事實」，並就此評估這個國家可能的決策與行為。然而這點在已經在美國預測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事件中顯示了缺陷。在革命前夕美國在當地的觀察員給出的報告是伊朗的政治體制短期內不太可能會有變化；嘗試研究什葉派伊斯蘭教的年輕外交官被上司指責不要做沒有意義的事情。這樣的失敗來自於對於伊朗文化、思想的不了解（以及歷史的不可預測性，在這點在此先不論），這本書的作者堅持要了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人文，要試著理解一個國家的行為必須要能夠感同身受的從他們的文化與立場思考。這點跟之前在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中提到的同理心非常的相似。無論在面對國家、團體、或者是個人，只有當對方感受到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了才有談判的可能。
要解決美國與伊朗的爭端首先就是要知道雙方想要的是甚麼？美國將伊朗視作威脅，但其根源來自伊朗明確的反美傾向，然而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伊朗有軍事擴張或是政治擴張的意圖。除此之外什葉派是末世論宗教，並非以一個救世主的腳色希望皈依異教徒。什葉派事實上並非我們認知的”較激進”的教派，大家比較熟悉的蓋達跟 ISIS 這兩個恐怖組織其實都是屬於遜尼派的喔。在反 ISIS 的戰爭中伊朗其實是跟美軍合作的。我們不能否認何梅尼政府向外輸出什葉派革命，支持黎巴嫩真主黨、阿薩德政權、以及葉門的胡賽武裝，但首先這僅只是維護什葉派盟友的利益，試圖在面對強權的壓迫下保留實力。再者何梅尼政府是否能代表伊朗的人民也是一大疑問，我相信大多數伊朗人想要的更多是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安身立命而已吧。由伊朗留學生執筆的序中也提到目前的伊斯蘭政府不一定是 1979 上街抗議的人民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我們不能將事情的結果當作人們的意圖。而伊朗的年輕一輩也正努力著讓伊朗走向自由與民主。
要讓伊朗放棄發展核武美國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確放棄攻擊伊朗的意圖並且保障伊朗人的安全。並且更徹底的推動核裁軍，核不擴散條約已經被證明是個笑話，印度與巴基斯坦都在條約出現多年之後研發出了核子武器，只有更明確的手段才能說服伊朗放棄核武並不會影響國家安全。除此之外兩國政府必須有更深入的溝通，不同文化必須要學會尊重對方的傳統與習俗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美蘇兩國在古巴飛彈危機後設立的美蘇熱線也說明了當面對到滅國危機時兩方突然都明白即時溝通的重要性。這幾個條件本身並不困難，難的是卡在其中的政治利益；我們只能希望民意以及政治人物可以在為時已晚之前了解到國與國之間透過溝通與讓步合作解決問題的重要性。